你是否被格言洗脑

　　格言或者熟语的用处，就是让你的大脑脱离逻辑的控制。一句话成了格言，就表示有世世代代的人验证过;作为熟语，则是有很多人验证过。当你援引它时，表示你无须过脑子，就可以相信那句话为真。

　　有一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知这句话该算格言还是熟语，越来越多的人用起这个句子毫不犹豫，见到一个可怜的人，立即联系到他是一个可恨的人，于是同情心就可以迅速收起。

　　人落入可怜之境，情况千差万别，当然，可列入“可恨”的个人行为或品质，也不止一端。但是否每一种可怜都可以在原因上对应于某种“可恨”，实在是大有疑问。地震中的可怜之人很多，小孩子中的可怜之人也不少，我不知他们有何可恨之处。

　　就算平常情景下的成年的可怜之人，也未必“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在火车站候车，突然就被人砍伤了的人，有什么“可恨之处”;一个什么都没做，就在乡下呆着，被附近工厂废气废水弄出病来了的人，有什么“可恨之处”;一个在路上行走，被“七十码”车撞死的人，有什么“可恨之处”;好端端住在自己家里，突然就要被人强拆的人，有什么“可恨之处”;就算没这些飞来横祸，在土里刨食或者在城里扫街，早出晚归还只够糊口的人，又有什么“可恨之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时是预防同情之心的盾甲，有时是绝不同情后的强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顺嘴一说而已，却意味深长。它不仅包含着身处优势位置的冷酷审美和自得意识，而且对穷困者进行了道德的宣判，“可恨”就是一种道德判断。它还隐含着一种理论假设，那就是一个人落入窘境，只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

　　在中国的传统中，贫穷早先被视为命运的偶然而非个人的失败，更不是道德缺陷或社会危害的结果，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种贫穷观的反映。明末以后，贫穷开始受到负面评价乃至道德谴责，被认为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结果。一段时间，“贫穷”翻了身，被视为光荣的本钱、革命性的保证。而现在，贫穷似乎被分割成了两种不相干的东西，贫穷现象被视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尚可作为优雅阶层显示仁爱的题目，而穷人则成了一种贬义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人穷困，如果不是天灾和疾病，那就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劳”和“没有能力”。

　　在中文维基百科中，贫穷的成因被归结为7种，其中首要就是个人因素(行为、选择或缺乏能力所导致)，其次是家庭因素(家庭的教养过程或疾病)、次文化因素(经学习和分享所得的社群生活模式)。还有一项是文化因素(过度消费)。而社会因素(其他人包括政府及经济体系造成)、结构性因素(社会结构导致)则摆在不重要的位置，最后还有气候因素(极端气候、水资源影响令土地不宜耕种及畜牧)。

　　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但维基百科也说到，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及失业是因为懒惰所造成，然而即便是富裕如美国，目前仍有数百万人处于“在职贫穷(working poor)”的状态。可见，穷困状态并不必然是因为穷人具有“可恨”的品行。

　　当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果关系是模糊的，它既有可能是说因为有可恨之处，所以成了可怜之人，也有可能是说，因为成了可怜之人，所以一定会滋生可恨的品行。但无论如何，在可怜与可恨之间它建立了必然的联系，使人一见可怜之人，即生可恨之情。值得欣慰的，大概只是现在穷人还没有被咬牙切齿地称为“穷鬼”，但对其“必有可恨之处”的论断，其中所包含的不屑和嫌恶，其实与过去对“穷鬼”的排斥也差不多。

　　今天，不少人一方面具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思维，另一方面又实际上处在“可怜”的地位。有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奔波在城市，做着白领，却连做房奴的本钱都出不起，体验着生存的艰难。但面对那些境遇更加低下的人，仍然可能不屑之至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浑然不知在“高大上”眼中，自己也被断定为“必有可恨之处”。

　　对一些人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过是作为格言来引用。但格言或者熟语，其实就是语言上的逻辑隔断装置，使你在考虑问题时，不从逻辑出发，不从起点出发，而是以格言或熟语为公理重构貌似有理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它就是一种洗脑机制。

　　有的格言或者熟语是有道理的，就像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可以预报下雨，验之不爽。这可以表明洗脑并不总是一件坏事。但更加常见的，格言或熟语不过是让你有理由放弃思维，奉前人的只言片语为圭臬，或者不自觉地进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从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