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摘要 张爱玲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享誉中国文坛的杰出女作家，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独树一帜。张爱玲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仅反映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能够对女性心理的痼疾进行大胆揭示，从宏观角度对女性的意识实施更加全面的剖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独特创作手法，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更加丰盈与充实，同时也将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彰显得淋漓尽致。本文拟从张爱玲女性意识出现的原因分析出发，进而对其作品中的男权主义的瓦解以及女性意识的窥探这两方面进行深入的探析。　　张爱玲素有“传奇”女作家的称号，其才华备受众人瞩目，张爱玲以自己独有的冷静与深刻将现实社会中男女的丑陋心灵与悲惨处境刻画得入木三分，并因此在当时文学界中声名大噪。张爱玲与同时期的诸多女作家有所不同，当时的女作家都趋于表现女性的苦闷、迷失等精神方面的危机，并发起强烈的呼喊，希望引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而张爱玲鲜有为女性打抱不平的直接描写，而是凭借匠心独运的叙述方式对封建思想进行反抗以及对男权主义的颠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困境一直以冷峻、深刻的形式进行观照，其叙事艺术充满了反神圣、反英雄的反讽意味，使得其作品中男女的世俗形象被雕琢得栩栩如生。　　一 张爱玲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解析　　1 社会因素　　上海可以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起源地与写作场，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题不同，上海作为一个远离社会主流文化思想的独特地方，对张爱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上海文化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为张爱玲提供了舍弃浮华、沉着审视的外部环境;女性主义文学在上海的出现为其作品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上海无比繁荣的商业发展让张爱玲窥视到了人性的劣根性，并为其深入研究人性提供了很好的场所;上海作为现代与传统、前卫与落后的交接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让敏锐的张爱玲得以捕获……总而言之，将上海比作张爱玲写作的源地一点也不为过。张爱玲自己也曾提到，文人本就是园子里的树木，并在此生根发芽，长得越高看得也就越远，虽然也可以往其他地方发展，但通过风将种子播送到遥远的地方，并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或许能够解释张爱玲在离开上海这一故乡之后，其创作力为何会大大衰减直至枯竭。　　2 家庭因素　　母亲的影响。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位具有新时代个性化意识的女性，由于不堪忍受丈夫的诸多恶习而愤然离去，在那个封建传统观念盛行的年代可谓是新潮人物的行为。张爱玲的母亲用自己的刚强与坚毅维持着其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尊严，这对张爱玲的品格形成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然而，从身为母亲的视角去看，张爱玲的母亲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由于文化素养、历史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张爱玲的母亲没有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而是让一位年迈的女保姆来抚养年幼的张爱玲。对于幼年的儿童而言，母爱的给予不但有助于孩子形成健全的品格，而且有利于增强孩子的安全感与依赖感。但张爱玲母亲过于个人主义的行为，对女儿内心对母亲的爱与热情的漠视及伤害，尤其是后来张爱玲在与母亲的交往过程中，原本心目中无比美丽、高贵的母亲对女儿自尊的一次次伤害，几乎彻底毁掉了张爱玲对母亲崇拜式的爱，这让张爱玲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对人性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显得格外的清醒、冷静甚至于冷漠。　　父亲的影响。张爱玲的父亲是封建社会遗少的典型代表，坐吃祖辈留下的遗产，肆意挥霍，吸鸦片、娶姨太、逛堂子、夫妻关系不和睦、打姨太等一系列恶习，整日花天酒地，对子女不管不问，缺乏一位父亲应有的责任，以及作为一个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自律观念，这不但使其承担不了儿女的榜样，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不合格父亲。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讲，父亲的形象对其成长至关重要，一位威严、伟大、坚强、慈祥的父亲与一位自私、放荡、压抑等的父亲相比，对孩子的影响绝对是不一样的，负面消极的父亲形象会对孩子的性格构建产生重要的不良影响。张爱玲的父亲无疑是一位极具负面效应的父亲，尤其当张爱玲在母亲那儿呆了几天之后，父亲对其大打出手，并将其关到地下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毫不顾忌女儿生命的安危，这一事件对张爱玲的心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她不仅看到了自己父亲在生活中的角色错位，更由衷地看不起父亲。没有任何爱心、破碎不堪的家庭环境以及冷漠自私的父母亲等，让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性的丑恶，并学会对之冷静窥视，加之张爱玲的内向与聪明，促使其能够抛开各种复杂的人情关系对人性进行客观的审视与剖析。　　二 男权主义的瓦解　　1 男性形象的丑化　　张爱玲前期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多以丑陋的形象出现，这一系列男性不但外部形象丑陋及生理残疾，而且心理也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是封建社会遗老的形象代表，靠祖留遗产苟延于世，完全没有昔日父辈所具有的令人敬仰的精神与人格;《金锁记》中的姜长白、姜季泽等，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遗少一族，父权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使其成为精神领域的残疾者，极其软弱且无能;再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即便是接受了现代化的西方教育，但是传统的父权文化已经侵入其骨髓，依然使其成为一个毫无责任心的男性形象。对男性形象的丑化，一方面凸显出了男权文化的没落与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了张爱玲挑战男权主义以及父权文化的强烈意识，以及其对男性形象的独特视角与看法，更是其女性意识的重要体现。　　2 男性地位的没落　　张爱玲后期的作品创作，对男性的批判更为深入与无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说《小团圆》中的人物邵之雍，张爱玲笔下的这位男性不但没有任何地位，更是无处溃逃的完全没落的男性形象。邵之雍从某种层面来讲，应该是作品的男主角，但是张爱玲却将他的出场安排在了小说已经进行一半的位置，这就暗示出了张爱玲对男性蓄意的冷漠与搁置，以及其眼中的男性实质上在女性心中所占有的位置，即并非是女性的全部，更不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邵之雍所代表的男性地位的没落不仅表现在社会地位的逐步丧失，同时还表现在其对爱情的不专一，并最终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而其也只能眼看着婚姻、爱情以及事业等远他而去……邵之雍所持有的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爱情观，已经无法让九莉向传统女性那样屈服与容忍，一味的压制也发挥不了其任何作用，虽然从外在来看邵之雍占了上风，然而九莉的冷漠以及最后无声无息的放弃，是给邵之雍势在必得的致命打击。九莉不仅窥视出了邵之雍的无能与软弱，更是自我意识的最终觉醒，进而洒脱地将邵之雍从自己的生命中清除了出来，九莉的这一做法看似无足轻重，实则预示着男权主义的没落，男性已经褪去了以往在女性眼中的高大以及不可侵犯的形象，甚至成为了女性眼中的懦弱者。张爱玲也曾说过，女性的自我成长是男性霸权的彻底消退。　　三 女性意识的窥探　　1 追求男女平等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深刻且成熟，其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是建立在女性自我存在的基础之上，即女性要从根本上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张爱玲反对所谓的女扮男装，换而言之，女性从心里上依然认同传统的男权主义，一切都竭力做到与男性同一水平的认识与追求，并不能让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张爱玲曾经公认自己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也不认同力求与男性并驾齐驱的那些女人。张爱玲的这一女性意识与波伏娃有共同之处，即凡事苛求自己接近男性标准与要求的女性，其更本无法成为真正的自由女性，因为只要女性还因男女间的差别而懊恼，并奋力与男性争高低，从其本质上看，则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男权主义的束缚与藩篱。归根到底，女性挣扎着进行男扮女装，无非是让自己以接近男性的形象进入到男权主义的秩序之中，这不但无助于女性自由的实现，更不会对男性的霸权构成威胁、瓦解与颠覆，因此，也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2 挖掘女性心理痼疾　　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痼疾的挖掘与揭露是其女性意识的闪光点，也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家女性意识的特殊之处，张爱玲并不像其他作家一样专注于贬斥男权文化，而是对女性自身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得读者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体会女性意识的萌芽与成长。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发掘女性心理痼疾的第一部作品，然而在《牛》这一篇章有关禄兴媳妇儿面对丈夫禄兴死亡的描写中，张爱玲此时仅局限于女性对男性的感情依赖层面，并未真正地表现出女性心理痼疾的否定，之后几个章节的描写，则深刻揭露与批判了广大女性的心理痼疾，如描写葛薇龙的片段，葛薇龙在第一次来姑妈家时，顿时感觉自己的形象与衣着毫不着调，等到正式住到姑妈家的时候，对自己所住的房间非常满意，而面对梁太太将她做鱼饵钓年轻男性的时候，其虽然知道这一做法的用意，但并不在意，最终因迷恋奢华舒适的生活而自愿为姑妈、乔琪办事。尽管姑妈与乔琪设计诱惑葛薇龙堕落，但这并不是致使其堕落的根本原因，而是其不可自拔的虚荣心。作品《沉香屑？第二炉香》更为深入地窥视了女性心理的痼疾与劣根性，小说中的愫细虽然已经二十出头，但由于严厉的家庭教育，使得其天真的无法令人置信，她对于性知识丝毫不知，因此，在洞房花烛夜时面对丈夫罗杰的亲抚，愫细竟然将其视为禽兽行径，万分惊恐的吵闹与躲避，以致罗杰在毫不知情的舆论压力下被逼自杀。作品中愫细人生的悲剧并非来自男性罗杰的压迫，根因是女性的心理痼疾与劣根性，即狭隘的蜜秋尔太太、心理畸形的靡丽笙以及愫细自身的无知。女性心理的痼疾与劣根性不但毁掉了愫细一类的女性生命，同时也葬送了以罗杰为代表的男性命运。　　女性如果不能自省其自卑、奴性以及依赖等心理，即便任何形式的女权主义解放运动都无法真正实现女性意识的解放，女性的人格独立，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独立自主，更需要对长期形成的传统女性意识进行重构。独立、自强、自尊、自爱、自信等都应该是赋予女性意识的新内涵。张爱玲在作品创作中将女性心理的痼疾展露无疑，并以此表达其对女性意识的深刻理解与阐述。在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张爱玲也始终践行者自己的标准，在各方面都争取自立自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发展至今，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关照与见解，对于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依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借鉴意义以及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代晓冬：《试论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女性意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 李掖平：《女性悲剧的体验与书写——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1998年第3期。　　[3] 潘华凌、李菊花：《殊途同归 人神交往——伍尔夫与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4] 平原、隋清娥：《试论丁玲与张爱玲“女性意识”之异同》，《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5] 马双：《女人 女作家 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6] 乔向东：《反驳与偏离：张爱玲小说对于新文学的反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7] 成秀萍《批判男性世界的女性书写：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色彩》，《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