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王超的励志故事（二）

　　虽然写字的障碍解决了，但他心里还是一直有着一丝隐忧。他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手指的退化显示他的病情仍在发展之中。那么，自己的疾病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突然恶化?会不会还没等毕业或者毕业后还没等找到工作自己就已经去世了?如果这样，那么，自己这么多年上学学习的知识是不是白学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是不是既毫无意义又愚蠢可笑了?这个念头会时常来到他的心中，让他感到十分恐惧。而且他还记得，他刚出生时，医生就曾说过，他很有可能活不到成年，种种情况都表明，他的身体的确随时可能出现问题、发生危险，但是，他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毕竟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后来，他自己安慰自己说，自己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老天爷也应该不会那么安排吧?他抱着一种可以说是侥幸的心理，一直在坚持着，一直盼望奇迹降临在他的身上。

　　他这边的问题刚刚解决，家里却出了一件事情。他的妈妈下岗了。妈妈是一家大集体钢铁厂的一名油漆工人。这几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妈妈的工资越来越低。到王超大二那年，妈妈的单位已处于停产状态，妈妈也在这个时候下岗了。这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庭生活雪上加霜。为了维持生活，他妈妈在路边摆了一台电子人体秤，可以测身高和体重，还可以测血压和儿童的未来身高。妈妈早上先为他做早饭，送他到学校。然后，去租用的仓库取人体秤，再把人体秤推到路边合适的地点，开始摆秤做生意。可是，妈妈经常受到城管的驱赶。城管告诉妈妈不让在路边摆人体秤，让妈妈把秤推走，否则就要没收。于是，每次城管来了，妈妈就赶紧把秤推走，躲避城管，等城管走了以后，妈妈再把秤推过来，继续做生意。妈妈一直这样东躲西藏。可妈妈终究还是没有躲避过去。有一年寒假，他陪着妈妈一起在路边摆秤，这次城管来了很多人，还来了好几辆车，他们下车以后，径直朝妈妈走来，这次城管人员什么都没说，他们直接抬起人体秤就要走。妈妈不让，这台人体秤是妈妈花了近万元购买的，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而且家里就指着这台人体秤生活，人体秤如果没了，整个家也就塌了。所以，妈妈拼命地阻拦。其中一个城管人员对妈妈大吼：“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让摆秤，这回一定要好好收拾你。你的秤被没收了。”城管人员一边抬着秤，一边推搡妈妈，妈妈仍死不放手，哭喊着哀求：“求求你们不要把秤没收，我和我儿子都靠它吃饭啊。”但城管人员仍不为所动，继续使劲抢夺人体秤，继续推搡妈妈。他看到城管人员在推搡妈妈，就上去帮助妈妈，用手去推城管人员，他的手刚碰到城管人员就出血了，他伤害不到城管人员，而只能使自己受伤。城管人员也推了他一把，一把就将他推到在地上了。妈妈见他倒在地上，就去扶他，也顾不上人体秤了。那几个城管人员就趁这个时候一起把人体秤抬走了，他们抬着人体秤往城管车的方向走去，准备把秤放在车里。当城管人员抢人体秤的时候，周围已经开始聚集了一些围观的群众，大家议论纷纷。城管觉得情况不好，准备把人体秤放在车上以后，就迅速开车离开。就在几个城管人员开始上车的时候，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突然一下子奔跑到车前，然后趴在车底下前轮和后轮中间的位置。他看到妈妈趴在车轮中间以后，急得不行，他奋力地朝城管车爬去，爬过去以后，趴在了车前轮前面的位置。城管人员在车里按了几下喇叭，然后又将头伸出车窗外，对他们母子俩喊到：“你们快滚开，要不然压死你们也白压。”妈妈和他仍旧趴在车底下不动。随后，城管车启动的声音响起了，妈妈和他仍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这时候，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议论声也越来越大，城管车已经被群众围成了一个圆圈，而且不断有新的群众加入到这个圆圈当中，人群十分拥挤，后面不断涌来的群众使人群之间不时地发生身体上的碰撞，人群不停地向城管车的方向拥挤，站在后面的群众有人踮起脚尖探头向里张望，站在前面的群众有人拿着手机对着城管车不停地拍照。不一会儿，道路上也站满了围观群众，道路变得水泄不通，叫喊声、哭声、汽车喇叭声混杂在一起，场面一度陷入混乱。城管车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十分尴尬地停在那里。后来，城管人员迫于压力，把人体秤还给了妈妈。

　　妈妈和他在这次城管抢秤事件中都受了一些伤，也伤心难过了一阵儿。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吧。自从经历这次抢秤事件后，妈妈后来每次摆秤，城管都不再驱赶她了，而是装作没看见。妈妈不必再为了摆秤东躲西藏了。只有当出现某种特殊情况了，城管才会让她不要摆秤，比如，如果明天领导要来视察了，城管会让她明天不要摆秤，等领导视察完毕走了以后，再来摆秤;或者如果有什么重大的活动，如两会、运动会之类的，城管会让妈妈等活动结束以后再摆秤，而妈妈每次也都配合城管的工作，都是等领导视察完毕或者活动结束以后再摆秤。城管对妈妈的配合非常满意，妈妈的秤摊就这样成功地保存了下来。妈妈每天出秤很辛苦，每天都要在外面待十个多小时，起早贪黑，风吹日晒，有时候还要淋雨。其实，每当阴天要下雨的时候，如果妈妈马上收摊，一般是不会淋雨或者不会淋多少雨的。但是，妈妈为了多赚几个钱，总是不肯轻易收摊，哪怕旁边一些一同出摊儿的小商贩因为担心下雨都已经收摊走了，妈妈还是坚守秤摊，她常常是他们当中坚持到最后的。看到天阴多云，妈妈总觉得未必会真下雨，所以不肯收摊;看到掉雨点了，妈妈又觉得雨点很小，不影响什么，兴许过一会儿就停了，所以还是不肯收摊;另外，她也不大相信天气预报，她发现天气预报经常不准，所以，她一般也不会因为天气预报而提前收摊。有时候天气会真的如妈妈所愿，天空由阴转晴，不再下雨，然而也有时候事与愿违，天空突然变天，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她猝不及防、措手不及，她这时候才开始急着收摊，结果她被大雨淋得很厉害。妈妈在大雨中收秤，雨打在她的头发上、脸上和身上，雨水顺着她的额头哗啦啦地向下流，雨水很快在她的脸上形成了线条，仿佛是地图上的河流，由于雨下得太大，她收秤的时候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收好秤后，妈妈又在大雨中推着秤向前快跑，人体秤很沉，妈妈向前跑时非常吃力，跑了一段路后，妈妈出了很多汗，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浸湿了她的眼睛，她有点睁不开眼睛，勉强睁开双眼向前看时，前方的景物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妈妈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深一脚浅一脚推着秤继续向前奔跑，道路在大雨中显得格外的漫长、遥远，仿佛总也跑不到似的，妈妈跑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劲才把人体秤推回仓库。这时候，她浑身早已湿透，她的鞋也已经湿透了，鞋上有很多泥土，鞋里有很多雨水。在仓库里，她用毛巾简单擦了擦被淋湿的头发和脸，拧了几下被淋湿的衣袖，又倒了几下鞋里的雨水，然后就打着伞回家了。妈妈被大雨淋过多次，却始终不长记性，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不肯提前收摊，还是会被大雨淋到。有一次，她被大雨淋得特别厉害，回家以后，就感冒发烧了，浑身虚弱无力，但她还是坚持早起给王超做早饭，还是坚持出秤。由于连病带累，有一天早上，她的病情加重了，病得无法下床，王超就去给妈妈倒水拿药，由于没有手指，他用两只手掌夹着水壶的手柄费力地把水倒入水杯，倒完水后，他一只手拄着拐，另一只手掌托着水杯，一瘸一拐地去送水，他每迈出一步，水杯里的水都剧烈地摇晃起伏，他努力保持着平衡，每迈出一步后，都停顿一会儿，避免水洒到水杯外面。送完水以后，他又去拿药，他先从胶囊里取出了几粒药，然后，他一只手拄着拐，另一只手掌托着那几粒胶囊药，一瘸一拐地去送药。妈妈分别接过了他递过来的水杯和药片，然后服下了药。但是，妈妈无法安心躺在床上养病，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下地给儿子做饭，儿子就得饿肚子。于是，稍微恢复了一点以后，她又强忍病痛从床上起来去给王超做饭。

　　妈妈下岗出秤后，他心里很难受，他知道妈妈非常辛苦，他特别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功，好让妈妈过得好一点。与此同时，他也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他知道，毕业以后找工作都得靠自己了，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帮忙，而自己身体又有残疾，将来找工作可能会非常困难。他为自己的将来感到担忧。于是，他学习变得更加刻苦。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学习上了。大二以后，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其余的时间他几乎都在学习。刻苦的学习给他带来了优异的成绩，他多次取得了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多次拿到了奖学金，也获得了很多荣誉证书。后来，他参加了对于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考试———司法考试。为了这个考试，他全身心地投入，熬夜复习几十个夜晚，最后几个晚上，几乎是通宵复习，体力和心理都几乎到达了极限。考试的时候，题量很大，他用两只手答题，答到后来，手磨破了，流出了血和脓水，但他没有停下，他担心答不完题影响分数，他简单用手绢擦干伤口以后，忍着疼痛，冒着感染的危险，继续答题，十分艰难地完成了考试。最后，他通过了这个竞争激烈的司法考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全班只有他一个人通过这个考试。他很开心，他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学习生涯，似乎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他招手。

　　转眼间，他大学毕业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他的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他的大部分同学都找到了工作，有进公检法的，有进政府机关的，有进银行的，有进律所的，有进私企的，等等。他想过参加公务员考试，但他觉得，即使自己通过了笔试、面试，也无法通过体检，考了也白考。于是，他放弃了公务员考试，而选择去参加招聘会，他常常去参加招聘会，每次到招聘会现场都是人山人海，他拄着拐行走在密集的人群中，他会在自己心仪的单位那里驻足停留，看看招聘条件，然后递上自己的简历，但人家看到他的样子以后，要么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招聘到合适的人选了，不再需要人了;要么先接过他的简历，等他走后，再把他的简历丢进垃圾桶里。他一直没能在招聘会中找到工作。但他没有就这样放弃。考虑到自己是学法学专业的，他希望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他觉得律师事务所是比较适合的单位，他可以在那做实习律师，发挥自己所学的专长。而他所在的城市里有好几家律师所，他预备每个律所都走一遍，大胆地向律所的主任毛遂自荐，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哪个律所肯要他，他就留在哪个律所。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第二天他就拄着拐向这个城市里的律所一家一家地走去了。他并不是一天就走完了市里的律所，他走了三天，用三天走遍了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律所，然而没有一家律所肯要他。每个律所拒绝他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他记得，有一家律所，当他向主任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说明来意后，主任对他说，很抱歉，他们所不需要实习律师，让他到别的律师所问问。然而，当他第二天路过这家律所的时候，发现律所的门口写着一个招聘启示，上面写着招聘实习律师。他看到这则启示后，苦笑了一下，他当时就知道主任是在委婉地拒绝他，这则启示印证了他的猜测。另一家律所的主任让他先回去先等电话，说如果需要的话会给他打电话，之后，就一连几天再没有消息了。还有一家律师所的主任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认为他的身体状况做不了律师，不会录用他。总之，虽然他走遍了这个城市所有的律所，却没有一个律所肯要他。当他被最后一个律所拒绝的时候，他感觉十分失望，他觉得他并不仅仅是被律所拒绝，而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开始陷入绝望。这几天，他哪都不去，整天坐在家里，看着家里的墙壁发呆，情绪十分低落。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还没上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他也是整天待在家里，也是常常一个人面对家里的墙壁发呆。这一切仿佛那么熟悉，他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十几年过去了，家里依然是老样子，家里没有增加一件新家具，没有增加一件新电器，没有进行过一次装修，仅有的几件旧家具也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褪色发黄、甚至已经破败不堪，整个家里一副落魄萧条、家徒四壁的景象，仿佛遭洗劫过似的。他此刻的心情就像家里那悲凉的景象，他的心里空空的，仿佛被人挖走了似的。有时候，他望着墙上那些已经泛黄的荣誉证书出神。他记得，十几年前，家里的墙壁还都是空白的;他上学以后，空白的墙壁开始陆续贴上了他获得的荣誉证书;到后来，各种荣誉证书几乎贴满了整面墙壁。以往看到这些荣誉证书，他感到骄傲，可现在再看到它们，他却觉得心酸。那些已经泛黄的证书似乎记录了他往日曾有的辉煌，但却丝毫无助于改变他现在面临的困境。他在想，他一路走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历经坎坷和磨难，但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始终都在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可到头来，自己还是无法在社会中立足，还是只能待在家里，靠妈妈养活。难道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难道自己的命运从一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了?无论自己再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难道自己生来就是无用之人?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给他答案。

　　妈妈看到了他最近情绪的变化。她心疼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儿子因为找工作的事情受了打击。有一天早上，母子俩吃早饭的时候，妈妈对儿子说：“儿子，能帮妈妈一起出秤吗?妈妈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她表面上是让儿子帮忙出秤，实际上，她是想让儿子多出去走走，不想让他整天闷在家里。他明白妈妈的意思，不想让妈妈操心，就点了点头，对妈妈说：“好的。”于是，早上，他就和妈妈一起出门，准备一起出秤了。途中，他们路过一个狭长的街道，与两个特殊的人擦肩而过，其中一个整天坐在石凳上呵呵傻笑，嘴里还流着口水，另一个则叼着个烟头面无表情地在这个街道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后再往回走，一直这样循环往复，他们是小区里的两个精神病人，他们在此生活多年，大家也早已对他们习以为常，他以前也常走这条街道，也常常碰到这两个人，以往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但是，这一次，当他碰到他们的时候，内心却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他突然放慢了脚步，并陷入了沉思。他觉得，他也是一个特殊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也是一类人，他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学，没有进入过社会，甚至都没有离开过这条街道。他突然在想，这是不是就是特殊人群注定的命运?特殊人群是不是只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自己曾经不认命，曾经试图改变命运，并为此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可结果怎样呢?结果还是失败了，并弄得伤痕累累，甚至像个笑话。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自己是不是不该去上学?是不是不该那么努力?是不是应该和他们一样，服从命运的安排，而不要做无谓的反抗?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传来妈妈的喊声，妈妈喊道：“你怎么不走了呢?”妈妈的呼叫打断了他的思绪，让他回过神来。这时候，妈妈又对他说：“赶快走吧，如果去晚了，位置可能就要被别人占了。”于是，他跟着妈妈继续向前走去。他们先去仓库取了人体秤，然后，再把人体秤推到以往出秤的地点，开始做生意。

　　一开始，人体秤的生意，都是妈妈在打理，他坐在旁边，一声不响，一副发呆的神情，似乎周围的一切与他无关。前方，有一棵大树的几片树叶被风吹落了。他的注意力被这几片树叶吸引过去。树叶在风中飘摇，却不知道下一秒将飘向何方，不知道最终飘落何处以及命运如何———也许是飘落到树下化作泥土，也许是飘落到马路上被行人踩在脚下，抑或是被行人拾起做成标本，还可能被清洁工扫到垃圾桶里成为垃圾。而且不论是哪种结局，都不是树叶自己所能决定的，树叶似乎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他看着这几片树叶，竟有些看得入迷了。正当他看树叶看得入迷的时候，一个刚刚测量完身高、体重的年轻客人递给他一个硬币，对他说：“给你钱。”这才让他回过神来，他接过了钱，然后又把钱递给妈妈。之后，他又开始慢慢出神了。不过，妈妈并没受到影响，她依然忙着人体秤的生意。他一直陪妈妈出秤到晚上收摊的时候，之后一连几天，妈妈也都拉着他一起出秤，并逐渐让他打理人体秤的生意，比如招呼客人，按人体秤的电钮，收钱、找零钱之类的事情。再后来，妈妈会以买菜、交水、电费等理由暂时离开秤摊，而把秤摊交给他一个人打理。这让他觉得，妈妈可能是想让他干这个活吧，自己将来恐怕要以此为生了。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的职业会是量秤。可现在，这似乎要变成一个现实。难道自己这么多年读书，在大学又学习了四年法学，真的只能荒废了吗?从目前的情况看，恐怕是这样。就这样，他开始了一段量秤的生涯。量秤久了，他遇到了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有一天，他的大学同学和同学的爸爸从他的秤摊面前路过，见他在量秤，同学看了他好几眼，走过去后又回头了看了一眼，流露出惊奇的神情，但没有和他说话，他也看到了大学同学，同样也没有说话。他听到了同学和同学爸爸之间的对话。同学的爸爸问同学：“你认识他?”同学说：“他是我大学同学。”爸爸说：“像他这种身体，考上大学也没用。”然后，父子俩越走越远，消失在人群中，但他们刚才的对话却一直在他耳边回响，挥散不去。他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很痛。另一天，在给一个客人量秤的时候，秤突然坏了，不能显示结果。当时妈妈不在，他就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很快赶来，妈妈说秤要拿到修理部修理，让他先在原地等着。然后妈妈就推着秤离开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有个路人朝他扔了一块钱硬币。路人把他当成要饭的了，路人看到他那双没有手指的双手以及他身旁的一副拐杖，觉得他很可怜，就朝他扔了一块钱。他赶紧解释说：“我不是要饭的。”但是没用，路人扔完钱就离开了，并不听他的解释。路人走后，他把这枚硬币从地上捡了起来，放进了兜里，由于没有手指，他用两只手掌来捡这枚硬币，整个过程显得十分吃力。这时候，一个收废品的大爷推车刚好从他身边路过，大爷看到了他从地上捡硬币的动作，大爷觉得这个要饭的小伙子太不容易了，不但身体残疾，连个装钱的盆都没有，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于是，大爷从他的车里找出了一个破旧的瓷盆，然后把瓷盆拿到了他的身边，放在了他身前的地上。大爷对他说：“小伙子，这个瓷盆送给你，留着装钱。”他赶紧向大爷解释说：“大爷，我不是要饭的，不要盆。”大爷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他提高了声音，又说了一次他不是要饭的。然后大爷还是说他听不见。最后大爷说：“你就别客气了。”然后，大爷推车离开了。现在，他的身前放着一个破旧的瓷盆，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要饭的了。为避免继续被人误解，他把瓷盆扔到了垃圾桶里。后来妈妈把秤推了回来，他才重新变回量秤的。

　　他量秤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让他认为他今后可能要一直量下去了。可是，事情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却出现了转机。有一天傍晚，有个中年妇女在上公交车的时候，钱包从口袋里滑落出来，掉在车下。公交车很快开走了。当时路上冷冷清清，没有行人。他走过去，把钱包捡了起来。他打开钱包看了一下，里面有两千元钱，身份证以及几张银行卡，还有一部手机。他知道，失主发现钱包丢了以后，会打电话过来。所以，他收好钱包，等着失主来电话。当天晚上，失主果然打来了电话，失主是回家以后才发现钱包丢失的，她没有注意到钱包是在哪丢的。她是在电话里得知了她的钱包是怎么丢的。他告诉了她他出秤的时间和地点，让她有空就过来取。第二天早上，失主就过来了，她拿回了钱包。她第一眼看到王超，发现王超的身体竟然有那么严重的残疾，她感到很意外，接过钱包的时候，她对王超既有感动，又有震撼和同情。她要将钱包里的两千元钱送给王超作为酬谢。但王超坚决拒绝了。就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一个外国人恰好路过，外国人想要量秤，说了几句英语，王超就用英语和外国人对话。王超的英语很流利，也很标准。她站在一旁，感到很惊讶，又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王超。等外国人测量完身高体重离开以后，她问王超：“你会说英语啊?”他回答：“是的。”她又问：“你读过书?”他说：“是的，读过大学。”她说：“你读过大学，怎么干这个呢?多可惜啊。”对这个问题，他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他欲言又止。她又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他说：“学法学的。”她接着问：“你没想过去做律师吗?”他说：“想过，但没有律师事务所要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黯淡低落。她点了点头，说：“哦，我明白了。”然后，她又说：“你先别着急。正好，我丈夫就是律师。我让他和律所的主任说说情，让你去律所，你看怎么样?”听到这句话，他感到很意外，也很惊讶，同时又有点不敢相信，他回答说：“我倒是愿意，不过律所能同意吗?”她说：“应该差不多，我尽力联系。你等我的消息。”他说：“谢谢你了。”她没有回答他，而是冲他微笑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她就和丈夫马明宇说起了此事，她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她的丈夫一开始并不愿意管这件事，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她对丈夫的这个态度感到不满，便和丈夫争论起来。她说：“这怎么能说是闲事呢。如果当初王超也不管‘闲事’的话，我的钱包，还有钱包里的各种证件就不会找回来了。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得回报人家。”她丈夫听了以后，不再说话，但还是没答应帮忙。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她知道，这件事对她丈夫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她丈夫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找他打官司，给律所创造了很多效益，如果丈夫肯跟主任说情的话，主任一定会给这个面子的。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开始对丈夫软磨硬泡反复劝说，几天后，虽然只是为了应付老婆，他还是帮了这个忙，和主任说了此事。他是在所里上班时去主任办公室说的这个事情，说了以后，主任当时就同意了，没费什么周折。然后，她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是在秤摊上接到的这个电话，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有些不敢相信，反复确认了以后，他在电话里向她连连致谢。